三国最忠义之人田丑的隐私与无奈

汉末田畴，不恋名爵，忠君、爱国。坚贞节义，为乱世楷模。秦、汉去封建之世近，其民犹怀君臣之心;汉三公得自置吏，刺史得置从事，两千石得辟功曹、掾吏，为所辟置，即同家臣。田畴为刘虞从事，又屡得袁氏父子招命，其冒死谒祭刘虞和吊唁袁尚之举，得时人称许。刘虞死后，田畴与宗族亲附，扫地而盟：“君仇不报，吾不可以立于世！”另,田畴曾代刘虞向天子展效臣节；又屡辞曹氏征辟。竟以汉官卒身。

然田畴之高韬行事，犹有为世人所诟病者。后世史家若裴松之云：“田畴不应袁绍父子之命，以期非正也。顾尽规魏祖，建卢龙之策，致使袁尚奔进，授首辽东，皆畴之由也。既已明其为贼，胡为复吊祭其首乎？若以尝被辟命，义在其中，则不应为人设谋，使其至此也。畴此举止，良为进退无当，与王修哭袁谭，貌同而心异也。”故田畴辞封时，尝自辩曰：“始以居难，率众遁逃，志义不立，反以为利（指封侯一事），非本意也”(《三国志田畴传》)。此处“志义不立”当指其未复刘虞仇，失信于人；“反以为利”指因献卢龙策，助曹操平乌丸致袁尚兄弟败死，而己则加爵封侯——是为“卖主求荣”。

然究论其实，田畴奔曹，本意在民。《三国志田畴传》云：“畴常忿乌丸昔多杀其郡冠盖，有欲讨伐之意，而力未能。”及至曹操定冀州,田畴“乃见太祖，求为向导，以克柳城……”;又据田畴于曹氏平河北之际，“尽将其家属及宗人三百余家居邺”一事，也可知——田畴甚多虑及家族之安危去就。而所谓田畴“卖主求荣”，原是其欲替民复仇乌丸，而无奈殃及袁氏的。故其后常抑郁不安，至“涕泣横流”。

至于未报刘虞之仇，盖其愤于乌丸残酷，不愿与之同仇也。《三国志公孙瓒传 》载刘虞从事“渔阳鲜于辅、齐周、 骑都尉鲜于银等，率州兵欲报瓒，以燕国阎柔素有恩信，共推柔为乌丸司马。柔招诱乌丸、鲜卑，得胡、汉数万人，与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战于潞北，大破之，斩丹。袁绍又遣麴义及虞子和，将兵与辅合击瓒。”于此，近人卢弼也有过推断：“此时正田畴践盟复仇之时，何以（畴）寂无所闻，无亦以招致乌丸、鲜卑为不然邪？……”。(《三国志集解卷十一》)

曹操平乌丸，在后世看来，是件丰功伟业。南宋叶适评介：“以汉高灭秦项之威风，而匈奴项领令围平城；光武百战百克，遂定海内，而卢芳连胡扰边，終其身不能屈；乌丸蹋顿之暴，不减前世，曹操亲伐，一战斩之，徙其部落，遂为名骑，所向有功，何其壮也！” （《习学记言序目卷第二十七》）而曹氏能破灭乌丸，正凭借了田畴的舍小义，全大仁。田氏势微之际，偕民“遁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宽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田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争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办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中，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三国志田畴传》）徐无山中，俨然一世外桃源。其惜民如此，可谓具大仁。昔孟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田畴怀仁为民，其次社稷、君臣的主张，恰是曹魏帝王心术忌讳之最尤者。故田畴隐衷,难与他人明言。直至宋元间陈普道破机巧。其《咏史上 田畴》诗云：徐无宛似历山中，义气从间窄不容。不为犬羊残士类，肯教曹操识卢龙。诗后复下自注云：“田畴愤刘虞雠，而不能讨公孙瓒者，力不敌，不忍残民也。就曹而教之卢龙之径者，为本郡冠盖复雠也。固不受曹之封者，知其不臣也。可谓仁人义士矣。” 纵观汉末乱世，豪杰群雄蜂拥。若论德行操守，除田畴外，众人只臧洪可配“忠义”两字。然臧洪杀妾以食将士，殉城中男女七八千人为其争一区区名节，行事则未免太为酷烈。以此视田畴，实为累世士雄，大哉！壮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