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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炜

一

今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早了点，脱下羽绒服，换上轻薄的外套。早上坐在办公室，久坐两腿还是有些冰冷。我永远是学院上班打卡的第一人。前年夏天，我硕士毕业于一所985高校，找工作很难，我费了半天劲才找到工作。在舅舅的帮助下，我应聘到了S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但我的“老师”这个头衔实在是勉强，准确来说，我属于“助教”，档案放在人才市场。当学生叫我“高嘉仪老师”时，我又激动又紧张，还有一丝自卑。学院一位研究当代文学的老教授说，按规矩，我们包括图书管理员，都应该叫“校园工作者”，而不是“老师”。 老师是博学多识、传授知识的老师。不是所有人都能被称为老师——就像不是所有大学老师都能被称为教授一样。S大学是一所南方大学，前身是教会大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工作的办公楼叫“小红楼”。每次走进这栋小楼，我都感觉走进了历史，尤其是周围没有人的时候。我静静地走在百年老楼红色的地板上，听到“吱吱嘎嘎”的声音，我感到一阵眩晕，仿佛进入了某个不寻常的时空。高鼻梁、深眼、金发碧眼的传教士和穿着阴丹士林校服的女孩默默地从我身边走过，在阳光下化为尘埃。南方的冬天寒冷多雾。初春的阳光很好。 下午四点多钟，湿灰的情绪从办公楼下的大樟树上偷偷爬上来，顺着铅灰色的墙面，抓住爬藤植物，再顺着闪着红锈的窗户爬上去，从缝隙中钻进来，弥漫在办公桌周围。

办公室不大，原是收发室，后成为语言学教研室，再后来成为学院办公室秘书第二办公室。这里就是我和张琴工作的地方。办公室里摆满了老式的家具，昏暗的吊灯，还有圆盘花纹的老式欧式铁窗。阳光透过窗纹照进来，映在我的脸上，化作匍匐的影子。我的办公桌一直没换过，依然是语言学教研室的那张。墙上挂着《太上感应篇》的书法，左边是一幅油画，组合起来有些不协调，不过我不在乎。我的前任，学院办公室的楚老师，已经退休了。我问过她这些东西的来历，她只说是历史纪念品，没说要拿走，所以我就全部留了下来。张琴跟我不一样。 她把原来的办公桌椅扔掉，换成大理石面的高档办公桌和红木仿明式六角椅。办公桌上散落着藏式牛骨挂件、咖啡壶、低音炮音箱。这些都是家人给她做的，怕她在这样的办公环境中受委屈。于是，这间小小的办公室被分成了两部分。有时候看着她吃着零食，听着音乐，时不时补补妆，就觉得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能怎么办呢？只能挤在这间昏暗的办公室里。张琴不服气，她说，嘉怡，你信不信，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我没意见，谁在乎呢？关我什么事？每天早上，我都会出现在。。办公室门口，听着工作安排和训斥。 本科生评比、重大创新项目、先进学生评比、院内资产管理、课程安排、教学通知等上传下发。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做过学生助理，知道学院办公室事务琐碎，但没想到竟然这么多，这么乱，有时候很闲，闲得让人发呆。难道我要就这样在一堆表格、通知中度过青春和一生吗？租房里，我晚上睡不着觉，哭得眼泪都掉到地上，想起读研究生时的志向。我想继续读博士，但天赋一般，没有导师愿意收我。我也想当女作家，写了很多东西，但投稿的成果却如沧海一粟。我想找一个爱我的好男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但自从和男朋友分手后，一直找不到可以信任的人。给我介绍约会的人，听到我“学院聘用人员”的身份，都摇头离开。 他们暗示我，别想着找正规大学的男老师，还是在S大后勤人员中试试吧。不行的话，就找个小商人，毕竟正式公务员、事业单位的男士很少会考虑我，我没有职务，长得也不好看。长得好看也有优势。我和张琴都是研究所的聘用人员，都是语言学专业毕业的。她是无锡人，家里是做建材生意的，家境殷实。业务能力一般，但身材性感，一双总是笑眯眯的桃花眼，为人也勤快体贴，懂得送礼待客，深得。。宠爱，有传言说。。要招她做博士。我明白，以我的条件，连吃醋的资格都没有，但看到张琴的眼神，心里还是有些不自在。 学院办公室的工作是要和学生、老师打交道的，学生的自我意识很强，你让他们干活，就得给他们福利。

大部分老师都很客气，是知识分子才有的那种客气，却又带点冷漠。有的甚至不叫我老师，只是叫我“小高”或者“高（.....涉及敏感内容网站自动屏蔽.....）”。我想向学院的名教授们请教学术和创作方面的问题，但得到的更多的却是不耐烦。名教授们总是很忙，开会、评项目、颁奖、出国考察、参加各种活动，让他们备受瞩目。如果我说“我也是学术大拿，对学术感兴趣，所以想问你。”他们就笑了起来。最尴尬的是那张征文表。老师们很烦躁，他们是真正的有制度的老师，在我面前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有一次，我被一个五十多岁的副教授骂了好久，全是脏话。 不知道是什么惹怒了他，他说我们这些“后勤杂工”都是“白痴”。后来听说是因为他在财务部报销经费的时候运气不好。财务部也有委派人员，因为管钱，特别受人尊敬，老师们见了他们都要卑躬屈膝。我估计老副教授是生气了，就把气撒在我这种没有背景的小跑腿儿身上。这家伙长着一张尖尖的脸，快退休了还是副教授，居然还能侮辱我。我偷偷哭了，却不敢抱怨。谁让我是“后勤跑腿儿”呢？父母只能叹息一声，陪我流泪，然后劝我忍耐。 大叔不耐烦地说，你看，现在很多985高校招的辅导员都是博士，有这么体面的工作就够了，你应该知足。我应该知足吗？我茫然，就这样劝自己。慢慢地，我真的知足了。我居然笑了，比上学的时候胖了一点。

二

“联系陈建波家属，写悼词，发通知，后天上午九点，愿意去青山殡仪馆的老师在学院楼下集合，会有车过来。”。。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布置了新的任务。他打了个哈欠，香烟晃了晃。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看到桌子上放着一个紫色的烟灰缸。我装作没看见，拿了电话号码，离开了充满烟味和屁味的办公室。。。留着圆圆的油光光的光头，狡黠地笑着。他和张琴关系暧昧，也曾几次试图接近我。他不喜欢我，我知道，但他喜欢年轻的身体。我虽然没有张琴漂亮，但比她温顺，也激起了他的征服欲。我不能太得罪他，最多对他的暗示充耳不闻。 他掌控着我的命运。我舅舅认识副。。，副。。是做湖里海鲜生意的，和分管后勤的副。。交情颇深。副。。给我打了电话，我便有机会申请。。。不敢太明目张胆，我给陈建波老师的夫人打了电话。一切都是程序，我只要按程序办就行了。学院历史悠久，自然退休教师也不少，每年春天天气忽冷忽热，就有好几位老师去世。工作两年来，我办理过几次这样的追悼活动，只要给。。起草悼词，联系工会送慰问金，再安排老师们坐车去青山殡仪馆，再把他们接回来就万事大吉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在小红楼楼梯上留下欢声笑语和脚步声的人，就这样彻底消失在青山殡仪馆高大的烟囱里了。

电话那头是陈老师悲伤的声音，她让我把悼词写完后给她看，我答应了。没什么，都是既定的程序。起草悼词时，我要联系学校人事处、档案中心等部门，确认陈教授的生平事迹，和学院领导商讨悼词的规范。一个上午的时间，这些情况基本搞定了。陈老师是一名2000年左右退休的普通教师，在校期间没有什么光辉事迹，也没有什么才华。所以这个工作就简单多了。陈老师是70年代中后期省立师范学院中文系工农兵学员，成绩优异，留在母校，工作后继续深造，在母校读在职研究生。 他零星获奖，出版专著，主持过部、省级课题。他没有担任过博士生导师，职称只是副教授，学生也不多。他的生活平淡无奇，没有大的起伏，在各运动和重大历史关头都表现平平。他喜欢钓鱼、园艺、练气功，业余时间过得很愉快。他妻子在市工。。学工作，和他差不多同时退休，有一儿一女，都在外地工作，都是中学教师。陈老师一生平淡，近八十岁去世，也算是一种安享晚年的方式。不知为何，我有点羡慕陈老师，他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从事着喜欢的职业，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发展自己的爱好，在社会上过着有尊严的生活。虽然不富裕，但他平和自在，内心安稳。 这不就是我向往的生活吗？可这却遥不可及。

我曾经满怀豪情，我上的中学是全市最好的高中，本科、硕士都在985大学读，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个傲骨之女，但实际上，我只能在高校的象牙塔里干些琐碎的工作，忍受。。的骚扰。想到这里，我对素未谋面的陈老师产生了许多亲切感，我下定决心，要用我的文采，写一篇感人至深的悼词。经过几个小时的思考，我写出了初稿，一定要快点把这个事情办好，陈教授现在还躺在太平间里，我一定要加快进度，让他早日升天。尊敬的领导、老师、朋友们：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深深地悼念我们最亲密的同事，S大学语言学教研室副教授陈建波先生。陈教授是江苏泰州人，博学多识，为人慷慨大方。 他毕业于S大学前身省立师范学院中文系，为人温和，待人宽厚，严于律己，一生致力于语言教育事业，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生活中，他尊敬领导，关心长辈，爱护子女，家庭关系融洽，多次被社会评为“五好家庭”。陈教授的离去，是S大学的重大损失，是教育事业的损失，更是众多亲朋好友的损失。我谨。。S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向所有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朋友和陈老师的亲属表示最诚挚的哀悼！张琴看到这篇“杰作”，撇了撇嘴，说，好像不对，我看过陈建波的论文，在知网他是教授，你写成副教授。

现在想考个教授职位这么难，要是考错了，。。去学习就得吃面，他家里人更不高兴，你还这么不小心。我心头咯噔一下。张琴只是普通省立大学毕业的，我们分配到一起，她却老是针对我，摆出一副架子。我冷静下来，觉得应该感谢这个丫头，要不是她反应敏捷，我还不知道犯了忌讳，非被。。骂死不可。原来张琴心狠手辣，却不是心机深的人。我又打电话到人事处确认，人事处的老郝也很吃惊，嘟囔着不可能考错，我再查一下。再查了一下，还是个副教授。老郝不耐烦地说，你干什么？人都死了，当校长还是副校长有什么关系？ 我口头上答应了，但又怕工作上出错，就去知乎上查了一下。根据上面的论文，正如张勤所说，陈老师的职称确实是教授。我给陈太太打电话，听到询问，陈太太的声音渐渐高了起来，甚至有些尖锐。我能听到她的怒气，仿佛直接穿透了电话听筒，刺破了我的耳膜。老陈去世了，这是他最后的尊严，他不是什么名气很大的教授，但把一生都奉献给了S大学，我不能让他戴着“副”的帽子进骨灰盒，那叫睁着眼睛死去！师太，你别激动，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再仔细查一下。我慌忙求饶。“咔嚓”，电话挂断了，只剩下忙音。那边的张勤笑道。 我突然想起。。也是语言学专业的，也许知道一些陈老师的情况。。。正趴在电脑旁边打游戏，看到我过来，赶紧关了电脑，拿走了我写的悼词，趁机摸了摸我的手。我挣脱他的纠缠，说有事汇报，他这才板着脸问怎么回事。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 。。挠了挠头，想了半天，说：“陈老师和我导师水平差不多，他教过我，我记得他当时是副教授，他退休的时候我刚好在学校呆着，有些事情我不清楚，你还是去陈老师媳妇家找找吧，教授总得有证吧……”我有些疑惑，。。一本正经地说：“这不是小事，人都是靠皮过日子的，那本小红书就是大学老师的皮。”

三

没想到，我和陈老师住在同一个小区。两年前我被分配了工作，在离学校不远的枫华居租了一套小房子，六十平米，月租金三千元。这也是S大老员工的宿舍区。每天早晨起床后，我都会花一个小时的时间绕着小区里的凉亭走一圈，算是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和我有着相同爱好的，都是老人。其中一位老大爷，总是站在凉亭里的罗汉松后面，练着八段锦和形意拳。他满头白发，穿着黑缎练功服，眼神慈祥，每次见到我，都会点头打招呼，眼神里带着平和的微笑。我也不以为意，偶尔和他聊聊天。他住在我公寓后面的一栋楼里。 他说，你在三楼，我在二楼，你开灯，我知道你回家了。你平时很晚才睡，别熬夜了，对身体不好。他不知道我在偷偷复习，想考个博士学位，做个真正的老师。当我推开用白花装饰的居民楼门，走进公寓，就看到陈老师的遗像。屋里很冷清，虽然搭了灵堂，但似乎没人来吊唁，只有一只孤零零的陶罐，燃着微弱的火。我才知道，他就是那位练气功的老人。照片里，他朝我温柔地笑着，仿佛还在说，姑娘，别熬夜了。想到人生无常，我不禁流下了眼泪。这样一位脾气好的老人，一定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陈姐的妻子也是满头白发，看上去比陈老师大几岁。家里只有陈姐的妻子，陈老师的孩子们都不在。陈姐见到我有些吃惊，显然还没有从之前电话里的不愉快中走出来。

我在遗像前鞠躬上香，她冷冷地问怎么回事。我说。。让我问问陈老师有没有职称证。陈太太走进卧室翻找，找到一本蓝色的小本子，上面写着“教授”的职称，还有学校的印章。我发现在职称一栏，学校二字上盖着一个蓝色的印章。我问陈太太为什么，她也解释不清。 她还找到了陈老师的两本书：《台州方言研究》和《红楼梦吴语》。书的印刷质量一般，书页发黄卷曲，还有一股霉味。我在作者简介里找到了“教授”两个字。我们老陈是教授，学校不承认，就不火化，不办追悼会！我要向教育处投诉！陈太太顿时激动起来，咳嗽着说：“S大学对不起老陈，你们害了他。人都死了，你们还想羞辱他，就算是鬼也要讨回公道……看来，不把问题搞清楚，陈太太是不会让陈老师安心走的。这可真是让人紧张。我慌忙逃开，身后是陈太太嘶哑的呵斥声，像闪亮的丝线缠在我的脚踝上，让我心惊胆战。我为什么会这样？陈老师说学校害了他？陈老师的职称怎么了？我打电话跟。。汇报，他犹豫了半天说，就写教授吧，没关系，人死了，校长副校长就这样。我说学校工会和人事处要有记录，对不上，老郝又找我的麻烦。。。犹豫了半天说，那你去问人事处老处长方建武吧。他当年管教师，说不定知道情况。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花了好长时间才知道方主任居然住在我们小区里。我赶紧联系上他。方主任前年中风了，说话含糊不清，我只能到他家去问。方主任躺在藤椅上，身体很瘦，春天中午的阳台上，阳光照在他沟壑纵横、眼皮松弛的脸上，明暗之间仿佛藏着无数的秘密。我走近一看，空气中弥漫着中药味和酒味，还有某种说不出来的腐臭的死亡气息。我这几天和老人接触不习惯，我把陈建波的名字跟他提起。方主任先是一头雾水，后来想了半天，喃喃道：“我认识他，他和一个女学生谈恋爱了。”我有些意外，难道陈老师退休后就因为这件事被取消了教授资格？ 我让方主任详细解释，他却又摇头说：“好像他们没有在一起，是那个女孩上吊自杀的。”从方主任含糊不清、断断续续的描述中，我大致明白了，陈建波曾经有过一个漂亮的女研究生，两人互相都有好感。陈建波严守教师行为准则，从不逾越底线。当时正是陈建波考取教授职称的关键时刻，有人举报陈建波和那位女学生有染，陈建波无从辩解，最后那位女学生愤而自杀。那一年，陈建波的教授职称丢了，被别人顶替了……方主任当年处理那件事，我至今还能看到他浑浊的眼中偶尔射出一丝光芒。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又中风了，但他还记得，还能描述。陈建波后来考上教授职称了吗？我焦急地问。

我可没那么多时间听老人唠叨老事，要直奔主题解决问题。我听得一头雾水，也没听方主任说一句有理有据的话，只是用“可能”、“大概”、“或许”之类的词，习惯性地摸着下巴，发出“嗯”、“对”之类的含糊感叹。要不是他嘴角滴着口水，我仿佛又看到了大学管理领导的威力。我又跑了。这种“哼哼哈哈”的官腔我听够了。从学校科室主任到学院领导，我在这种官腔的指挥棒下，一直转得天旋地转。我连头都不敢回，却能听见方主任含糊的呼唤。我猜退休生活很孤独，难得有人向他请教。 我只好先回办公室，整理一下其他的资料，在“教授”前面留一小格，如果是副教授，就加“副”二字。至于陈太太的工作，让。。去办吧，我管不了，也没资格。轰动一时的莫玉兰自杀案，你不知道？张琴讽刺我无知，我虽然在S大学工作，但对S大学的历史并不熟悉，也没空去打听。张琴就不一样，她对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她给我讲了陈建波和莫玉兰的故事。莫玉兰也是无锡人，陈建波很佩服这个姑娘，想把她培养去读博士。可惜，就在陈建波晋升教授的关键时刻，有人举报莫玉兰和陈建波有不正当关系。莫玉兰脾气很暴躁，在教学楼下的大樟树前上吊自杀了。就是我们楼下的那棵。 张琴拍了我一下，我浑身毛都竖了起来。

那是一棵茂盛的樟树，我每天上班都要经过那里，工作累了，我就盯着樟树发呆，很难想象，那个女孩死去的地方离我这么近。几十年前，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孩在树枝上自缢身亡，善良友善的陈建波老师看到自己学生的尸体，会是什么心情？悲痛欲绝，无可奈何？在社区凉亭的柏树下，晨练养生的陈建波老师，能透过茂密的枝叶，看到莫雨兰那双忧伤的眼睛吗？想象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仿佛看到，那个有着古典美的女子的脸色已经变成紫色，一袭蓝色长裙在树下摇曳，伴随着风声，还有细细的叹息声和飘扬的黑发……那一年，陈建波并没有晋升为教授，接替他的人是。。的导师夏安仁。 仿佛一个巨大的秘密，正一点点从张琴猩红的唇瓣中爬出。我刚想问张琴，她怎么知道这么多？如果早知道，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知道陈建波的职称吗？电话响了，。。在那头说，嘉怡，你放心，陈建波的事情已经整理好了。

四

。。解释，陈建波的职称拖了很多年，就是因为莫玉兰上吊的影响不好。后来陈夫人到学校闹事，说，陈先生为什么要背锅？最后，在退休前几年，学校终于批准了陈建波的教授职位。但人事处却说，陈建波的资历不够，没有博士学位，只能算是学校聘请的教授，不是教育处正式注册的教授。他们享受教授的待遇，出去开会活动的时候可以挂上教授证“占便宜”。据说，方主任偷偷干了这件事，夏安仁也参与其中。陈建波“打折教授”并不是孤例，好几个即将退休的资深副教授都这样对待，那些人都被说得清清楚楚。奇怪的是，陈建波对“打折教授”的事情一无所知。 他直到去世才知道，陈夫人也不知道。夏安仁是S大学的资深教授，有传言说他和陈建波因教授头衔不和，年底在学院发放福利的仓库里用冻鸡打架。也有人说是“谣言”，。。是陈建波无理取闹，“夏教授”狠狠训斥了他一顿。夏教授早已是德高望重的人物，只要在世，他就能指导博士生，也是我们学院的旗帜。我没有见过他，但在学校走廊见过他的照片，依稀像个“威严”的学者。两年前，他先是中风，然后又心肌梗塞。 他的妻子和孩子定居美国，每月花6000元聘请男护士照顾他。后来，又有消息称该护士虐待了夏教授。该。。是夏教授的弟子，于是又聘请了一名护士，并让学院的年轻教师每周来看望他一次。

我没有受到过这样的“特殊待遇”。去过的张勤说，夏先生身体状况很不好，经常大小便失禁。张勤厌恶地说，他浑身都是屎味。妈的，这老头子真是活该！有意思的是，夏先生也住在风华居，住在独立专家楼005号，离方主任和陈建波老师的家属楼很远，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为了学院的安定团结，也为了陈老师安息，学院领导商量决定在悼词里加上“教授”二字。。。缓缓说道，目光凝重。不要跟陈老师解释学校聘任的具体情况，当年的事太复杂，说多了会纠结，会麻烦。。。停顿了一下，又跟我强调了一遍。 我连忙点头，长吸一口气，飞快地在悼词中填上“著名”二字，填满了教授前面的空白。我把悼词拿给。。看。。。扬起嘴角，仿佛强忍住笑意，又有些伤感，喃喃道：“著名教授陈建波先生。”嗯，那就好。先生安息吧。后面的故事也就水到渠成了。陈夫人对学院的态度还是挺满意的。追悼会上，。。泪流满面，回忆起陈先生上课的每一个细节。那时，他还是个硕士生，最喜欢的选修课就是陈先生教的《方言与文学》。陈先生上课风趣幽默，学识渊博。追悼会上，我又见到了陈先生。他睡在棺材里，脸有些肿，还化着妆。 当。。读到“陈·江教授”时，他似乎并不是老人，他知道的是在我知道的松树下，我清楚地看到了死者的嘴巴的拐角抬高了，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就像一个奇怪的“ u”形状。

在纪念活动中，我担心。。哭了，但他不敢看望老师陈·贾（Chen Jianbo）。但与死者的同学有良好的关系，当然，这些老师是谣言。扮演“力量和魔术的英雄”。 他在深夜回家，他在为他打扫卫生，他忘记了他忘记了他的秘密，而我的年轻女性却在我的夏季中散发出来。像一瓶柔和的葡萄酒一样，我迅速忘记了“折扣教授”的。。。 ifties。 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她穿着一件厚厚的蓝色外套，脸色是sallow，她在讲台前发抖。

我问她的嘴唇是什么，她说：性能将消失。 Don't worry, I'm fine." As she said that, she dragged a broken stool and sat at the door, curled up her body, and beads of sweat kept sliding down her forehead. I poured her a cup of hot water. The room was very quiet, with only the humming sound of the vertical air conditioner. The golden sunlight enveloped Professor Jiao's thin body at the door of the classroom. Her hair was shining, but her outline turned into a ball of ink-like things, trembling and squirming in my eyes, gradually becoming blurred and distant. Isn't Teacher Jiao a genuine "professor"? And he is also a doctoral supervisor. Why doesn't the college find a student to replace him? After the supervision was over, I returned to the office, and that scene made me unable to let go for a long time. What's so strange? Zhang Qin crossed her legs, painted her nails, and said disdainfully that although Jiao Yuping was a professor, she seldom wrote papers, did not take projects, and did not have any在我们的大学中，她是“僵尸教授”，这是一类：第一个教授的人没有障碍。如果我的学校不再有什么规则，那么这是我们学校的规则。

我问的是，我问了昆斯的昆虫，因为他们担心分支机构会破裂和伤害他人，因为我和他的葬礼很快，因为在黑暗的桌子上，Zhang Qin笑了起来。即将枯萎的木兰花。 花朵挂着头，好像它是无限的悲伤和悲伤的。我的思想变成了无数昆虫的尘埃，在那个小的办公室里，我的汗水像一个巨大的汗水一样，在我的汗水中弄湿了我的汗水。埃斯特，我不必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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